轻骑集团衰落始末:内部原因是管理机制没有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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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10年12月09日11:30  中国周刊

 “踏上轻骑，马到成功”的广告曾传遍大江南北。

历经新一轮重组的轻骑，未来走向尚不明晰。

曾叱咤一时的张家岭

　　再见，轻骑

　　新一轮重组，让曾经“踏上轻骑，马到成功”的济南轻骑的命运有了续集。这家典型的中国地方名企、不死的ST，是穿上了华丽的外衣，还是被脱光了衣裳？但无论评价如何，资本市场将再也见不到那个叫做轻骑的摩托车王国了。

　　中国周刊记者  张友红  济南报道

　　在轻骑集团员工王志刚(化名)的日记里，2006年12月27日，他这样记载：“耐不住气愤情绪，工人们走向和平路堵住了来来往往的车辆。到了晚上许多工人主动留下来，看守被锁住的两个大门。已打好包装箱的摩托，早已挤满了厂区的空地。”

　　从那天开始，他开始坚持每天写日记，记录轻骑的点点滴滴。

　　现在，坐在《中国周刊》记者对面，他有着当年一样紧张的情绪，“2006年，那时，济南市国资委对轻骑集团员工进行买断处理，我们在争取内退工人的权益。现在，是轻骑上市公司的壳被拿走了，接下来，对方湖南天雁怎么处理上市公司员工？”

　　他担心，失去了最后的壳，轻骑接下来的命运将凶多吉少。

　　王志刚们的担心源于2010年9月3日，ST轻骑的一份公告。

　　公告称，控股股东中国兵装集团拟将所持公司股份转让给中国长安，占公司总股本的31.43%；中国长安则将其持有的湖南天雁100%股权与济南轻骑全部资产和负债进行置换。

　　这意味着，交易完成后，湖南天雁将借壳上市，原有轻骑本身的业务退出资本市场。

　　湖南天雁是一家主营汽车发动机零部件生产和销售的企业，去年盈利4000万元。相对轻骑9亿股资产，业界评价为一桩“蛇吞象”式买卖。对此，市场并不买账，公告当日，ST轻骑刚一复牌，便大量抛盘涌出，成为两市唯一跌停的股票。

　　在这之前，ST轻骑被称为“股市亏损大王”，但由于历经三次中国式重组，也有说法是“不死的轻骑”。它和它的成就者——轻骑集团原董事长张家岭，都被赋予了传奇色彩。

　　这一次，老轻骑退壳，不知道是一篇企业史的结束，还是又一个篇章的开始。

　　发家轨迹

　　“没有张家岭就没有轻骑。”在《中国周刊》记者接触到的轻骑员工中，这句话是他们对张家岭的评价，也是对轻骑历史叙述的开始。

　　轻骑总部在济南市和平路34号。临近中午，大门外的水泥花池台阶上，坐了一排身穿蓝白相间工作服的轻骑员工，他们吸烟聊天，百无聊赖。厂内的楼房很旧，淡蓝色的墙皮褪色了好几层，翘起来。

　　现在轻骑的产量已经大大下降。打包车间的王燕(化名)说，“九月份，我们工组只上了18天班，因为没有活。现在三条生产线一天的产量在一千辆左右，原来最好的时候一条生产线就一千多。今年八月十五，月饼都没有发。”

　　维修工小李则计划着自己开个维修店去，因为一个月一千多块钱的工资不能养活小孩上学和家里开支，“1996年，我就能拿到现在的工资，十几年过去了，我还是拿这些。”

　　张文广(化名)喝上一口啤酒，“厂子好的时候，儿子总问我，爸爸你什么时候休班和我玩，那时候我们产量高，效益好，中午吃饭休息时间只有半小时；现在，有时间了，想和孩子玩，人家大了，唉，不和你玩了。”说完，又喝一口啤酒，“我相信，轻骑的大部分员工都不会恨张家岭，当年他吃到肉了，我们也喝到汤了。但是现在什么都没有。只有时间了。”

　　他们都是在轻骑二十多年的员工。

　　轻骑最早是济南缝纫机厂，后来生产机动脚踏车。1984年，张家岭从济南国资委一轻局副主任的位置调到轻骑，做厂长。

　　比张家岭更早来到轻骑的任建中，后来做过轻骑集团办公室副主任，他对《中国周刊》记者说，张家岭是个能干事的人。张去银行贷款，酒桌上，银行方指着满杯的白酒说，“老张，你喝酒，多喝一杯，我就多贷给你100万元。”最后，张家岭得到了7000万元，全部用于引进技术设备。从那以后，轻骑开始从生产轻型摩托转为大摩托。

　　1993年底，济南轻骑在上海交易所上市，上市的是集团三块优势资产：第一总装厂，第二总装厂和发动机厂。这是济南市第一家上市公司，也是我国摩托车行业的第一家上市公司。

　　到1995年，轻骑集团成了控股三家上市公司(轻骑股份、海南新大洲、海南海药)、总计100多家企业、拥有150亿元资产的大型企业集团。

　　那个年代，山东人结婚都流行送“三金一木”，指的是金戒指、金耳环、金项链和木兰摩托车。木兰，就是张家岭在位时大力发展的一个摩托车品牌。

　　原轻骑集团清欠部部长王建中，对轻骑的财务状况了如指掌，他对《中国周刊》记者说，当年轻骑“跨行业、跨地区”并购了很多企业，涉足100多个行业，张家岭自己都数不清集团旗下有多少企业，在中层会议上，他会掰着指头数数几家大的摩托车企业，这家产量多少，那家产量多少，这一年总收益多少。

　　但是，中国很多上市公司的通病——关联交易，一开始就在轻骑身上显现。任建中任办公室主任期间，轻骑还是上升期，他说，“轻骑上市公司从一开始就只是轻骑集团的生产车间，它没有自己的采供销团队，依靠集团来完成。同时，它又是集团圈钱的工具，在几次融资后所得的钱都让集团拿来用作偿还银行贷款。”

　　济南轻骑上市后募集资金中，有3亿元被用于轻骑集团还债。1997年，轻骑股份发行B股募集的10亿余元资金，当年就被轻骑集团拿走了6亿元。

　　任建中发现，张家岭的心态在变，兼并重组没有那么谨慎了，一句挂在嘴边的话是：“在中国，有了政策支持，没有办不成的事。”

　　从1993年到1997年，轻骑先后兼并了几十家企业，其中不乏在政府意图下兼并的破产企业。这些企业后来大都倒掉。

　　滑铁卢

　　转折还是来了。

　　1998年的一天，济南市地税局一位副局长来到轻骑。之前，轻骑累计欠地税8000万元。

　　张家岭没有接待这位副局长。民间流传的说法是，“这位副局长不愿意了，当即查封了轻骑的仓库，接近三万辆摩托车被封存在仓库里。张家岭还是没当回事，觉得我是名企肯定会解封的。”

　　结果，一个月后，济南市地税局对3万辆轻骑摩托进行拍卖。

　　“领导们全傻眼了！低价拍卖出7000万元，相当于轻骑近三个月的全部产量。直接把轻骑的资金链给断了。”任建中说，张家岭也对此做过补救，采用信用证做抵押向银行贷款恢复资金链，但作用微乎其微。后来这也成为给张家岭定罪的第一条。

　　拍卖事件伤到了轻骑集团以及张家岭的筋骨。这一年，轻骑上市公司第一次对外公布亏损。

　　祸不单行。第二年，轻骑集团证券部被查出炒作轻骑股票，一次性罚款1个亿。这个证券部早在轻骑上市之前就设立了，主要职责是“办理上市的事宜”，等到轻骑上市，这个部门下设在集团下面，成为集团炒股赚钱的工具。通过炒自己的股票，先后赚了2个亿。

　　1998年到2000年，轻骑主营业务收入年均下降幅度达50%左右，而每股收益也从1997年的0.48元，降到了2000年的-0.28元。

　　2000年，“轻骑系”企业全面亏损。之后，轻骑集团挪用上市公司25亿元资金的重大违规事件曝光。至2002年，公司全年亏损34.055亿元，轻骑股份沦为ST轻骑，新大洲、海南海药两家公司则相继脱离轻骑集团。

　　两年后，在一篇名为“ST济南”的文章中提到：2002年，济南当地所有上市公司全部ST，其中包括股市亏损大王ST轻骑。

　　在采访中，不止一位轻骑员工反问《中国周刊》记者，既然张家岭有本事，集团又那么大，“轻骑集团就有50多个亿的资产，加上控股的资产，150亿资产，怎么瞬间就没有了？”

　　王建中分析，“内部的原因就是管理机制没有转变过来。资金链在一年的时间里断掉了，当地政府也没有对此进行及时的输血救治，重感冒演变成了绝症；另外，客观的原因是那些年民营经济崛起，重庆宗申、荣欣等企业低成本进入摩托车行业，对整个行业形成很大冲击。还有，这个行业实际上已经开始进入夕阳时期，潜力已经没有那么大了。”

　　拯救与重组

　　张家岭也想过挽救。

　　从1997年以后，轻骑开始收缩战线，将包袱企业纷纷让给当地政府或者宣布破产。1995年开始，轻骑筹备成立汽车事业部。先后兼并了烟台发动机厂，以及淄博的一家生产轻型货车的工厂。任建中说：“当年，我们对于做汽车都已经做了详细的目录，只等启动。”

　　但是，这些都还没有来得及做，就遭遇了1998年的拍卖危机和接下来的上市公司罚款。

　　2000年以后，张家岭开始盼望有一个外力的介入，能够重组整个集团，以此解决资金问题。

　　最终，张家岭盼来了印尼的韩氏集团。这是一家做房地产的印尼公司，双方的诉求是“一方要地，一方要钱”。

　　张家岭为韩氏集团特派人员开出的报酬是月薪100多万元。轻骑的干部中有人不服，张家岭大发雷霆：“谁要能挽救轻骑，我也给他100万！”当时，轻骑的员工已经有半年没领到工资了，张家岭末路拼杀，希望能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经过一年的磨合，双方无果而终。民间的说法是，“济南市政府觉得韩氏不妥，也不愿意轻骑和它进行重组，最后也没有提供好的土地政策；另外，韩氏也没那么大势力重组整个集团，轻骑也看明白了这点。”

　　之后，济南市国资委开始介入重组轻骑上市公司。在轻骑员工看来，“国资委早就想甩掉轻骑这个包袱了。想赶紧找一家名正言顺的企业把轻骑嫁出去，哪怕是无偿赠送股份。”

　　这中间有个小插曲。

　　2003年，刚刚借壳郑百文上市的山东三联家电集团，宣布对轻骑上市公司重组，煞有介事，却在最后时间里忽然宣布退出。

　　济南当地一家媒体的财经记者，一直跟踪轻骑多年，他对《中国周刊》记者说，“三联重组，现在看来只是政府拖延时间的一个办法，三联当时的实力根本不可能重组得了轻骑。政府一直在谨慎地选择自己认可的重组对象。”

　　最后，济南市国资委选中了中国兵装集团，一个带着雄厚背景的央企。国资委给出的优惠条件是：赠送ST轻骑和轻骑集团下属中日合资公司轻骑铃木的大部分股份。

　　2006年9月，ST轻骑公告称，济南轻骑的3.97亿股国有股份全部划转给兵装集团，兵装集团重组济南轻骑的全部资产业务，承接现有全部职工。

　　当年年底，一条令济南人为之震惊的新闻被爆出：张家岭被“双规”。次年4月，张家岭因涉嫌私分国有资产、受贿罪，被正式逮捕。这标志着轻骑的张家岭时代彻底告终。

　　没有张家岭的轻骑，似乎开始了一个新的时代：按照新规划，改嫁后的济南轻骑，将由新东家投资，在济南高新区建设占地384亩的轻骑工业园，计划在2007年底之前，将目前市区内的所有生产车间全部搬迁到新家，市区内的厂房退还给轻骑集团。并宣布力争2010年前，实现产销摩托车整车150万辆，主营业务收入达到60亿元，利税8亿元，比2006年翻一番。

　　看起来，这像一幅美丽的图画。但几位轻骑的员工一致提到，在这幅图画里，他们并没有感受到什么好处，企业也未见起色。在他们知道的范围内，兵装给轻骑投过一小笔钱，“这些钱就像一杯水，轻骑这头大骆驼要的是一桶水。”

　　真实情况是怎样的呢？

　　据《中国周刊》记者了解，2006年的重组中提到的计划的确没有完成。轻骑工业园直到2010年4月才奠基，比原计划晚了4年。奠基后，产业园也没有及时动工而是停滞了。如今，工业园建筑工地一片静悄悄。在生产上，据轻骑在职员工讲，“还是原来的生产线”，更谈不上翻一番的业绩。

　　轻骑集团原清欠部部长王建中说，“与兵装的协议中还有一条，两年内轻骑上市公司不实现盈利就会注入新的资产。”

　　现在，王建中对“新资产”有了新的理解，“就是湖南天雁的资产。但是这不是注入，而是全盘置换，把轻骑的壳置换走了。”

　　对于轻骑来说，其跳跃发展期，是一个家长式的企业，一个人的作为直接影响着这个企业的兴衰荣辱。在现代企业管理中，这是一种悲哀。

　　但更遗憾的是，当换了家长、穿上现代管理的华丽外衣之后，企业也没有恢复到之前的繁荣。

　　有网民气愤地称，轻骑“亏损12年还在祸害股民，还能遨游中国股市，真是一大传说！”

　　不确定的未来

　　2010年9月的公告中，控股股东兵装集团拟将所持轻骑股份转让给中国长安。济南的那位资深财经记者对《中国周刊》记者分析，“ST轻骑已经没有融资能力多年了，最近的重组是兵装内部的左手倒右手，没有什么实质的变化”。

　　那谁是赢家？

　　王建中向《中国周刊》记者算了一笔账：“济南市国资委早在2006年重组时就无偿转让自己在轻骑上市公司和轻骑铃木的大部分股份，轻骑上市公司价值一个亿的股票仅仅留下了1000万股。按照属地纳税原则，以后带着ST轻骑这个壳的湖南天雁必然要向湖南当地纳税。济南市政府算是做了一笔吃亏的买卖；对于轻骑集团和轻骑上市公司，换了家长，得到投资发展当然是好事。但是兵装集团有自己的规划，它在承诺建立济南摩托车产业园的同时，也正在打造重庆摩托车王国。真正的赢家，只能是中国兵装以及它旗下的中国长安和湖南天雁。老轻骑被抛弃了。”

　　事实上，近年来地方政府将所持股权划转给央企，并不鲜见。光是在山东就有好几家：2008年中农化掌控山东大成农药，2009年中海油收购山东海化等。

　　在济南当地一份财经报纸的报道中，评论员如此评价：“地方政府‘白送’企业给央企，与其说是战略决策，不如说是无奈之举。无偿划转地方企业给央企同样充满不确定性。”

　　不知张家岭会如何评价这次重组：是穿上了华丽的外衣呢，还是最终被脱光了衣裳？此时，他已经没有机会发表他的言论，他正在监狱里服刑。2009年2月11日，济南市中级法院一审认定张家岭犯有信用证诈骗、贪污、挪用公款、受贿、私分国有资产和偷税等六宗罪，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当年6月，张家岭等来了山东省高院做出的终审裁定，维持原判。

　　2010年10月25日，王志刚们也等来了一个结果——他们从当天召开的职工大会上得知，退壳后的上市公司挂靠在湖南天雁下面，原有职工需要和新公司重新签订劳动合同。王志刚说，已经有接近四分之一的人申请买断工龄，离开轻骑。

　　在一份《关于济南轻骑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置换方案解读》中，《中国周刊》记者看到，“置换后，轻骑股份(股票代码600698)更名为湖南天雁，名下拥有湖南天雁及2.4亿现金。退壳后的轻骑成立新公司——济南轻骑摩托车有限公司，拥有兵装集团从600698名下买的全部资产、债务。”这一重组将在2011年6月最终实施完毕。

　　至此，资本市场将再也见不到那个叫做轻骑的摩托车王国了。

　　狱中张家岭

　　失去了自由的他，已不愿再回忆过去。但他在狱中得以安静地思考，这带给他新的认识。

　　中国周刊记者  张友红 济南报道

　　在监狱的一楼等候厅，一个负责协助警察登记的犯人“小胖”，知道记者要见的人是张家岭，凑过来低声问：“你也是在轻骑干的么？”

　　在这个大院里面，张家岭属于“名犯”。提起他，已经出狱的狱友，也会知道，“在教育上。”所谓的“教育”，指的是山东省监狱教育分监区。

　　“小胖”说，在记者踏进等候厅的前脚，张春生的前妻刚刚出门。

　　张春生是张家岭之前的贴身秘书，后来因为在澳门豪赌，一夜间输掉几百万，被张家岭赎回来。但是，后来的吸毒，让张春生在索要钱财而不得的情况下，向张家岭连刺7刀。张春生被认为是张家岭用人不当的典型例子。

　　朋友问张家岭：“起诉他么？”

　　张家岭叹口气：“算了。”

　　如今，两个人一个在教育监管区，一个在第二监管区。

　　同在这个大院里的，还有轻骑集团原总会计师韩立彬，他曾负责了轻骑的上市以及参与轻骑炒作资本市场的事情，是张家岭的得力干将。

　　张家岭曾在法庭上说：“一生的绝大部分时间在轻骑度过，整整24年。从我到了这个厂就没安稳过，一直在上上下下反反复复中度过。”如今，所有的辉煌与恩怨都已结束。此时的他，状态如何？

　　十几分钟后，张家岭出现在记者视线里。

　　狱中老人

　　微胖，脸很白，嘴唇很红，眼睛有神。看起来气色不错。

　　入狱前，他被描述为“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声音洪亮，思维敏捷。”现在，与之最大的差别是：头发全白了，稀稀疏疏。

　　2010年，张家岭68岁。

　　左胸前一张巴掌大的白色纸板上写着：“处遇：一级严管”。这表明张家岭在监狱里所能享受到的待遇：每个月只能会见直系亲属一次，每个周只能与自己的直系亲属通一次电话，没有评优评先进的资格。

　　但是，因为年龄原因，张家岭依然享受到了“特殊待遇”，不用每天工作8小时，而是半小时，“监狱里每天来的报纸杂志，都是我先看，我就在图书馆整理这些东西。”张家岭对如今这个“工作”似乎很满意，因为满足了他了解外界的需求。他说，“半小时在图书馆整理报刊，其他时间我自己看书，思考。很充实。”

　　一位出狱者对《中国周刊》记者说，“在监狱里，除了工作和休息，没有外界的任何纷扰。但是这种闲适是有条件的。监狱也是一个社会，很完善的社区。有严格的管理，譬如：犯人要遵守‘监规42条’，要自己洗衣服叠被子等等。”

　　张家岭也不例外，必须遵守这一切。

　　“张家岭就是轻骑，轻骑就是张家岭。”这个判断，放在上世纪最后十年一点不为过。轻骑的张家岭、海尔的张瑞敏和三联的张继升是当时山东有名的“三张”，都是山东省政府在上世纪80年代初向企业输送的“空降兵”。几乎同时，三人各自改变了所在企业的命运。

　　轻骑集团原清欠部部长王建中对《中国周刊》记者回忆，“张家岭要比张瑞敏红火得早，轻骑1993年就上市了，张家岭风云的时候，‘三张’中的张瑞敏和张继升还没这么大名声呢。”

　　如今，张家岭仅仅是一个失去自由的“小老头”。

　　轻骑烙印

　　说到轻骑退壳的事情，张家岭连连点头，“我从报纸上看到了。”面对《中国周刊》记者，他动了动嘴唇，没有对这件事发表看法。几秒钟的沉静之后，补充说：“这个事情等以后再说，我不好说什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考虑点。”

　　张家岭的考虑点是什么？

　　如果，仅仅是作为轻骑的老员工，张家岭也会有较大的感情波动。就像记者提到之前采访到的轻骑老员工，他们对于退壳仍旧从感情上难以接受。

　　张家岭低下头，吸一口气，“是，一定的。”

　　在张家岭时代，轻骑印刻着明显的张氏烙印。在轻骑的宿舍区，一位姓胡的退休轻骑员工曾经对《中国周刊》记者说，当年轻骑的广告语——“踏上轻骑，马到成功”就是张家岭想出来，因为张家岭是属马的。轻骑的车型里，也有野马、悍马。

　　那时的张家岭，在王建中看来，也算是仁义的人，张曾说过，“我要让轻骑所有职工都有房住”。最后基本实现了。在济南，光轻骑的职工宿舍就有十几个小区。

　　“那时，正是家用汽车发展非常初期，如果做起来了，轻骑应该是另一番场景了？”

　　对记者的提问，张家岭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连连点头，说：“汽车的事情没搞起来，有很多原因。这个等以后说吧。”

　　很明显，张家岭收敛了很多，不再是那个“张口骂人，能延续半个小时”的张总，也不像狱中的牟其中“保持着一直的桀骜不驯”。在诸多问题上，他都会安静地说，“这个等以后再说吧。”即使，话到嘴边。

　　这可能与他的性格有关。

　　张家岭曾经的办公室副主任任建中记得，张是一个有毅力的人，能忍。他向《中国周刊》记者说，张家岭抽烟喝酒都很猛，一次大病后，医生要求他戒烟，他果真说戒就戒了。张家岭在开会的时候劝员工戒酒说，“你们看我之前多能喝啊，说戒还是戒了，只要你觉得有些事情威胁到你的生命了，就一定能做到。”

　　股市研究者

　　张家岭曾是中国第一批玩股票的人。

　　王建中记得，轻骑上市之前，张家岭就在集团成立了“证券部”，用于研究股市和筹划轻骑上市。

　　他清晰地记得“上交所营业第一天，指数最低的时候跌到了90点”，“现在不会有那么低的点了”。

　　几年的观察后，1993年，等到轻骑上市时，张家岭专门以高薪从上海万国证券公司请来一位专业人士协助工作。此时，山东省仅有青岛啤酒完成了上市。

　　当时，对股票还很陌生的轻骑员工，在某天接到张家岭的话，“我给你们放假三天，你们去买轻骑的股票，保准赚。”

　　果真如此。任建中就是获益者之一，他曾经对《中国周刊》记者回忆：1993年自己从股市赚到第一笔钱，就是一万多，“觉得，哎呀，一万元在当时是很大的钱了。”

　　提起当年的上市，今天的张家岭轻描淡写地说了这一句：“后来没买的人都着急了。”

　　现在，张家岭依然关心大院外面的股市。

　　他说：“我订阅了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大江南、财经杂志、中国经营报等等。外面的事，我都知道。”

　　股市的话题，显然是张家岭想谈的。

　　他对《中国周刊》记者说：“美国说，他们的股市是市场的晴雨表，我们也一样。证券市场的每次变动都是国家政治经济的反映。”

　　他一项一项地列举着今年股市的每一个节点，什么时候是2500点，什么时候是2700点，什么时候过了3000点，他都能清晰地说出来。

　　他继续向记者分析今年股市的趋势：“昨天(10月27日)，上海证券交易所跌了45点，失守3000点。这轮涨幅会是阶段性的，不稳定的。可能会有连续两轮的起伏。要是这次算是一次的话，今年就比较好。我觉得还有一轮大的起伏，到年底的时候会达到三千四五百点左右。”

　　他曾经申请在监狱里教课，讲证券，但是后来没有如愿，“上课都是晚上，监狱方面认为我年纪大了，晚上上下楼梯不方便。”

　　现在，他也乐意和身边的狱友们交流，“外面也有些做证券的人，来和我切磋证券市场的事情”，“高兴的时候，我就写写，做个摘抄。”

　　但是，现在，他有了担心。“听说，明年证券报和财经杂志就不能订阅了。因为全监狱只有我一个人订这类报纸。”

　　新的思考

　　每天半小时的图书馆工作后，张家岭的剩余时间就是看书、思考。他开始重新看经济学的书，有些是他之前看过的。

　　“家里人也给我买了一些财经方面的书，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的书，看美国的市场经济发展轨迹，在外面之前我也看，有些理论我也知道，但是没这么用心看，现在看看，还是有一些感悟。”

　　“我们国家的市场经济其实和他们(欧美)有相同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相同的是市场经济的大趋势。不一样的，无非是中国政府这张调控的大手起的作用更大而已。但是，市场大趋势是不变的。”

　　他还推崇财经评论员叶檀的《拿什么拯救中国经济》，“写得不错。”

　　他认为书中的观点“不错”：“(这个时代)从宏观经济到金融世界，从股票市场到房地产市场，所有的市场都打下了市场化发轫初期计划经济与自由市场胶着的深刻印迹。处于转型时期的人，不得不在逻辑怪圈中挣扎：赞成自由市场，又看到自由市场的约束条件；不赞成政府过度介入微观市场，却时刻呼吁政府的自律与他律。”

　　在张家岭的经历中，正是充满着这种转型期和成长期的挣扎和荣耀。

　　在去轻骑之前，张家岭是济南国资委一轻局的干部，处在经济转型期，被调到企业。他提出了“跨所有制、跨行业”经营。

　　作为国有企业，轻骑也一直处于政府监管和市场自由的竞争生长状态下。任建中向《中国周刊》记者回忆，1980年代中期，张家岭就看到了市场竞争的力量，花大力气融资，引进技术，才得以成就后来的轻骑王国。

　　但是，张家岭和轻骑也一直处在和政府的微妙关系中。譬如，在“政府意愿下”，短时间内收购了很多济南亏损的企业，是政府眼里的明星企业，好企业；但后来还是遭遇了税务部门的查处，张家岭又表现出了对政府的不重视，之后断了资金链。

　　张家岭曾经在悔过书中写到失败的原因，“一是生产经营中对决策后的风险评估不足，缺乏对决策风险的追踪和控制。二是个人权力过于集中，很难听到相反的意见。三是缺乏学习，法律知识匮乏，个人主义、利欲主义慢慢地滋生起来。”

　　“你会带着回忆，重新思考么？”

　　“现在我不愿意回忆过去，只愿意看现在，去理解这些理论，思考问题。的确有了新的认识。”

　　他抬了抬眼神，换了个姿势，左手伏在座位上，“但是我不写，就是在脑子里想。”

　　“有怎样的新感悟？”

　　他嘴唇动了动，又动了动，安静了10秒钟，抛给记者同一个答案：“这个以后再说吧。”

　　监督岗的犯人走过来提醒时间到了，张家岭看着记者半露笑容，“收工了！”

该文章在 2010/12/10 1:36:42 编辑过